第十章 防刺激盾:或曰工业化意识
栏目:公司新闻 发布时间:2020-07-31 1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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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发明,亦即诸如铁路等新技术设备……将我们的感觉和器官都弯折起来,从而让我们相信,身体与精神构造已经不再一致。像过去一样,科学提议我们进入一个新世界,而这个世界不再是为我们创造的。我们试图冒险闯入,但很快就会发现,进入这个世界需要某种我们所缺乏的构造,需要我们所没有的器官。 [366]

——G.克洛丹,1858

现在当然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最初的军事以及军事医学意义上的休克概念,在19世纪随着铁路及其事故的出现而经历了一次复甦。铁路与马车和马匹的关系,就如同现代的大规模军队之于中世纪的骑士军队(也如同制造业和工业之于手工业的关系)。在铁路之旅中,传统的时间与空间体验被摧毁,就如同中世纪战斗中的个体体验在现代的军队中被废除(也与个体化的工艺制作在制造业与工业生产中被废除一样)。早期的火车旅行被描述为这样一种体验,人们被“发射”而穿过空间,火车就是射弹,这种体验与军事领域发生关系似乎并非偶然。从结构性的意义上讲,火车乘客类似于大规模军队中的士兵,他们是作为一个单位的组成部分在发挥作用,并且受这个单位所限定。军事语境中个体所受到的限定,现在被视为民用经济领域后续的类似限定之最早的模型。在现代军队中,个体第一次被机械化,甚至是被包含进一个组织结构当中。对于这些个体而言,这个组织结构是完全抽象、完全外在于他们的。在此后的现代历史中,这一状况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变得更为普遍。

我们已经看到19世纪的旅客是如何逐渐习惯了一开始令人恐惧的东西:传统时间——空间关系的毁坏与现实的消融。旅客们发展出新式的习惯和新式的感知,新的体验内容能够在这些新的形式中自我扩展。“全景视野”就是其中的创新之一,还包括一种基于列车时刻表的、关于时间与空间的普遍性新意识,以及在旅行时阅读这项全新的活动。

这些新式的行为和感知,使得旅客们对于这种新的运输方式不再感到恐惧。人们适应这种最初让他们感觉不信任甚至害怕的新技术方式,这个过程被认为是对恐惧的压制,或者用更中性的词来说,是恐惧的降低。在早期关于铁路的描述中,人们总是明显表示出对出轨、速度、碰撞等公开或者潜在的恐惧。习惯了旧时代更为悠闲的技术的人们,总是无法理解在这个像巨型手榴弹一样的东西里,人怎么可能安全地旅行。这些形式的恐惧的确是基于一定的技术,比如铁路技术在其最初阶段仍然存在一些“差距”,或者说不成熟,这都是非常现实的危险的来源。在那个阶段,技术仍然是一只脚踏在业已过时的生产领域,而另一只脚踏在新的ky棋牌合集游戏下载官方版生产形式之上。正是这种暂时性状况造成了恐惧,不过并没有持续太久。随着运输方式的完善,列车运行更为平稳,其令人焦虑的性质即便没有彻底消除,也得到了改善,或者说“装上了缓冲垫”。 [367] 这种机械灾难性的一面,最初表现得非常明显,而且令人恐惧,现在却逐渐地消失了,随着这一面向的消失,人们也淡忘了恐惧,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因为熟悉而产生的安全感。旅客们不再一直提心吊胆,害怕火车会出轨或者发生碰撞,而是坐在那里读着报纸或者小说,他们无疑是感到安全的。旅客的注意力不再集中于他所处的技术情境,而是转移到了完全独立的物体上面。人们可能会说,他感觉到安全,只是因为他已经忘了这种运输技术实际上还是令人担忧的,忘了它所包含的能量有多大、可能造成多么严重的破坏。技术的发展,消除或者模糊了最初制造焦虑的那些表现,包括振动、机械颠簸等等,正因有了技术的支持,人们才会忘记担忧,忘记其破坏性。

今天,每一个乘飞机的旅客都会对这个过程有所体验。在机器剧烈颠簸的起飞阶段,会觉得焦虑,会去注意飞机,也就重新记住了前述过程,然后在巡航途中又完全放松,直到降落时,才再次聚精会神去听那些技术性的噪音,以便能够觉察到可能预示着灾难的异常声响。

H. J.贝格尔(H.J.Berger)、G.布利尔斯巴赫(G.Bliersbach)和R.G.德伦(R.G.Dellen)三位作者,在他们的经验性心理学研究《关于安全带的心理学》(Zur Psychologie des Sicherheitsgurts )一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将安全带引入汽车,仍然受到了开车群体强烈的抵抗。与要发动并驾驶汽车的其他手工动作相比,系牢安全带这个动作,到现在为止汽车司机们仍然没有适应:“……对于大多数私车ky棋牌app官网司机而言,安全带就是不安全 带。安全带不仅没有减少焦虑,相反还大大增加了焦虑,因为需要一再地系牢它。” [368]

这不仅是因为潜在的危险会永远存在于安全带上,也明显是因为危险不能被约束:“安全带使得司机要面对 路上真实的交通危险,无论他有没有意愿都得妥协。司机能感觉到安全带绑住他的身体,这就一直在提醒他,存在着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因为安全带就是为了事故而设置的。” [369] “但问及安全带会让他们自发地联系到什么时,大多数被询问者都会想到受伤或者死亡的画面。”

安全带让人们对事故的恐惧感持续存在,从而无法习惯它,而气囊则是一种更受欢迎的安全装置。这主要是因为气囊是看不见的,从而让司机忘掉了事故的危险,或者是把对危险的恐惧抑制住了。这么说来,气囊就是一种现代版的火车缓冲垫:在19世纪的头等包厢里,缓冲垫减轻了机械振动,从而帮助旅客忘掉他们对技术的恐惧,气囊则扮演着类似的角色,人们甚至看不见它。在发生碰撞时,气囊真的能保证安全,而且因为它不可见,所以对于事故的恐惧也不会持续存在。 [370]

很明显,这种安全感与作为其基础的技术之间联系非常紧密。技术创造了一种人造环境,人们对此已经习惯,视之为第二自然。如果这种技术基础坍塌了,那么习惯的感觉和安全感也会随之崩塌。我们所说的技术性构造的“下降高度”,也就是与构造的技术等级成比例的事故破坏性,同样适用于技术性事故对人造成的后果。感觉与行为形态的网络之所以形成,是因为技术性构造被撕裂的程度与构造本身的崩塌一致。技术性的等级越高,适应它的意识就越是去自然化,而两者一旦崩塌,破坏性也就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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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性事故以及由其引发的休克中,因为技术进步而被抑制的恐惧,又重新出现以进行报复。很明显,对于新技术最初的恐惧,在习惯的过程中绝不会消融为无形,只不过是被忘记、被抑制住了——人们甚至可以说——具体化 [371] 成了一种安全感。就像以前它曾暗地里让受害者感到惊吓一样,现在它又以一种新式惊吓的面目出现。如果最初的焦虑感是在预期某种源于这种新技术的危险,既可能是存在于想象中,也可能是实际存在,并且通过创造出某种时刻准备的态度,从而在危险真正发生时能够一定程度上对人们提供保护,那么后一种惊吓则是以完全相反的方式运作的。人们享受安全感的倾向,突然而且意外地被这种惊吓破坏了,从而证明安全感是虚假的。

弗洛伊德已经讨论了焦虑与惊吓之间的区别,并且从中得出了影响深远的结论。尤其有趣的是,弗洛伊德是在《超越快乐原则》一书中,与他关于防刺激盾的理论结合在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的。作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造成的神经症的直接回应,他在该书中阐发了这个理论。

弗洛伊德写道:“焦虑描述了一种对危险有所预期,并且即便这种危险仍是未知,也对此有所准备的特定状态。……而我们用‘惊吓’则是给人们所陷入的这样一种状态命名,他们陷入了危险,却没有准备,这种状态强调的是惊奇这样一个要素。我不相信焦虑会造成创伤性神经衰弱。关于焦虑,存在着某种东西能够保护主体免受惊吓,进而就免受因惊吓导致的神经症。” [372] 弗洛伊德特别说明,惊吓的前提“是缺乏焦虑中所具有的准备性”。 [373] 因此他是循着关于创伤性神经衰弱的心理学解释传统展开讨论的:对于他而言,惊吓的时刻具有决定意义,那是突然的、剧烈的、没有预期的事故体验,心智会无法应对。

但弗洛伊德提出了防刺激盾的理论,又远远超越了传统的解释范畴。这个理论是解释创伤性休克的形成所必要的条件,弗洛伊德本人非常谨慎地将其描述为:“推断,而且是牵强附会的推断。”本雅明在其有关波德莱尔的文章中已经证明,要理解现代文明对人类的意识所造成的影响,我们能从中获得非常有益的启发。 [374]

我们已经追溯了铁路在19世纪对于实际的景观与心智景观所造成的影响,运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我们能把这些观察提升到一个更概括性的层面。旅行的工业化,会如何反映在旅客的心智结构当中,或者说得更概括些,就是马克思那个著名的讲法,“生产是如何不仅为主体创造了一种客体,也为客体创造了一种主体” [375] ,弗洛伊德的理论都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回答。

为了揭示意识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弗洛伊德把这种关系中的要素减少到抽象的最高层次:

让我们来想象一种形式最简单的生命有机体,比如说一种物质未分化的囊泡,容易受到刺激的影响。然后它朝向外部世界的表面,在这样一种状况下就会分化,从而形成一种接受刺激的器官。……那么我们可能容易地以为,外部刺激不断对囊泡表面造成影响,结果是,其本质在一定的深度上会发生永久性的改变,因而刺激性的过程在其中的运作,与其在更深层次上的运作,进程是不一样的。最终可能会形成一个硬壳,它可能会因为刺激而彻底“硬化”,从而成为最利于接受刺激的状态,进而不会再发生任何进一步的改变。 [376]

在这里,弗洛伊德是用小的囊泡来发展他的模型,我们可以通过追溯对铁路的感知在历史上是如何发展的,将具体的历史注入其中。火车旅行中一个全新刺激就是其速度,可以从对前景中物体断断续续的感知这一点表现出来,就像空间与时间被消灭的感觉一样。这种新的刺激,最开始只是让旅客有些不耐烦,毕竟他们仍然很习惯马车的旧速度。逐渐地,所有与这种新速度有关的东西,都被身体所消化了:就像弗洛伊德所说的,刺激深深烙在了皮肤的意识那一层,因此“其本质在一定的(深度上)可能会……发生永久性的改变”。19世纪晚期的火车乘客,坐在那里读着书,他的皮肤可能比此前的乘客要更厚,因为对于此前的乘客而言,旅行仍然是一次空间——时间历险,需要他全身心投入。(当后来的乘客不再阅读,而是望向包厢的窗外,他的凝视与此前乘客的凝视也大为不同。被我们称为全景视野的这一发展,可能最为清晰地展示了将刺激“烙”到皮肤的意识那一层,会使之发生怎样的改变。传统视野与全景视野之间的比较,也可以展示后者所吸收的技术发展。)

弗洛伊德的结论是,皮层被刺激的影响改变之后就“不会再发生任何进一步的改变”,这个结论似乎很重要。它意味着,刺激一旦被身体吸收,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意识和知觉,从而产生一种与已经吸收的那些在性质上完全不同的刺激,也不会给人留下印象,至少是不足以留下印象。一旦乘客按照这样的方式重组自己的知觉,使其变成全景式的,那么他就不能辨别诸如马车旅行中的印象了。这与拉斯金这样的前工业时代的旅客没有全景视野差不多,因为他们的皮层一旦适应,从此觉知也就适应下来了,就“不会再发生任何进一步的改变”了。(还可以从军事史中找到类似的例子:现代大规模军队中的士兵,其皮层/意识完全习惯于现代战斗组织中的一种特定刺激,如果是在骑士决斗那样的战斗处境里,士兵会发现自己是完全无助的,这并不是由于武器技术方面的原因,而是因为精神上的原因。)

在外部刺激的影响下,这个皮层开始形成,事实上,这就是被弗洛伊德称为防刺激盾的发展过程。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这是意识运作的例子,它与接收刺激同样关键:它是阻挡刺激的能力。关于那个小囊泡,弗洛伊德这样写道:

这个生命物质的小片段,悬浮在充满了最强大能量的外部世界当中;如果不给它一个防护盾来对抗刺激 ,那它可能就会被外部能量所释放出来的刺激给扼杀了。它要这样获得一个盾:其最外层表面,不再有适合生活物质的结构,而成为了某种无机物 ,此后,它就起着一种特殊的封皮或者膜的作用,以抵御刺激。结果,外部世界能量的刺激,会传递到更靠内的几层,因为那几层还是活的,但其活力不会像一开始那样强了。在保护盾的后面,这几层也可以致力于接受能够穿过保护盾的那些刺激。外层通过自己的死亡,保护了更深的几层免遭相似的命运,除非落在它上面的刺激非常之强,以致穿透了保护盾。 [377]

弗洛伊德对创伤性神经衰弱的解释,假定了这样一种状况,那就是刺激的一次冲击非常之强,足以刺穿这个盾:“我们所说的来自外界的‘创伤性’刺激,足以穿透这个保护盾。对我而言,创伤这个概念,必然意味着这样一种关系,并且要破坏一道通常有效的对抗刺激的屏障。” [378]

这样一来,就把创伤与一种保护机制联系起来了。在创伤性事件中,这种保护机制被破坏了,弗洛伊德进而就将创伤性神经衰弱的理论向前推进了关键性的一步。防刺激盾这个概念,被证明是能够用于解释另一种现象的模型,一些人将这种现象称为因文明而形成的一种无机的保护性层理。防刺激盾的强度或者密度,显示了它所接受到的刺激的强度或者密度,并且这些刺激的强度或者密度,又显示了文明的普遍性历史阶段。

尽管弗洛伊德的囊泡模型,只是以一个纯粹的抽象概念来展示精神过程,但其中运用的词语,又具有某种很直接、很特定的现代意涵。一个“充满了最强大能量的”外部世界,不可能完全是无时间性的。弗洛伊德的模型是基于一种现代性的体验,即便作者主观上可能并不知道这种体验,看看此前二十年格奥尔格·齐美尔所写的文章“大都市与精神生活”(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就能得到证明。齐美尔描述了在大都市中生活,心智将会有怎样的命运,他的结论和弗洛伊德的非常类似。只要替换一下概念就可以了,把弗洛伊德的“防刺激盾”换成齐美尔的“智力”(intelligence),把弗洛伊德的“精神的深层”换成齐美尔的“内心”,就会发现他们其实说的是同一件事。在齐美尔看来,城市里的居民把他们自己与住在小镇或者农村的人区别开来,就是因为他们要应对许许多多的印象/刺激,因此他们的智力更为发达。然而,这种智力“有其落脚点,是处在心智最明显、最有意识、最高的一层;它是我们的内在诸力量中最具有适应性的一种”。更进一步说:“大都市型的人当然有一千种变体,但他们发展出了一种器官,在外部环境的威胁性趋势和矛盾面前,能够为他们提供保护,否则他们将被连根拔起。他是用他的脑袋来作出反应,而不是他的内心。这样一来,一种越来越强的意识,就假定精神具有这种特权。因而,大都市的生活就为都市人意识的提升以及智力的优势奠定了基础。对大都市现象的反应就转向了这个器官,它最不敏感,而且与性格的深度相去最远。” [379]

对于文明的这个精神过程而言,弗洛伊德的模型相当适用,因为它证明了主体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联系,是两者的综合。防刺激盾与外部世界都是主体,因为正是外部世界,也就是那个世界的刺激,同化进了主体当中,被主体吸收,内化。 [380]

另一方面,由于防刺激盾这个模型非常抽象,因而可以被应用于所有可能的刺激类型:既可以是技术性的刺激,比如速度,也可以是文化性的刺激,比如法律、习惯等等。因此,诺贝特·埃利亚斯所说的“文明化过程”,也可以被认为是防刺激盾的形成过程,就像我们也将乘火车旅行这个过程理解为防刺激盾的形成过程一样。按照埃利亚斯的说法,在文明化的过程中,文明化的个体所吸收的“刺激”,就是社会规则,这些规则在17-18世纪,被宫廷的上层阶级内化了。而损害或者打破这些规则的,通常被称作“令人震惊的”(shocking):这相当于风俗的防刺激盾被打碎,与军事冲突或者铁路事故中的“休克”类似,区别仅仅在于在前者中,被撕裂的组织包含的是内化的社会交往规范,而不是由技术引起的、已经被内化的刺激。

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区别两种形式的防刺激盾或者精神的文明化过程,它们是在不同的层次上发生的:一方面是社会规则的内化,而另一方面则是由技术引起的刺激的内化。这两种刺激源,其性质是不同的,刺激对心智结构的影响却能够相互比较。社会规范与技术造成的刺激,以类似的方式构建着个体,按照它们的内在准则来对个体加以调整、校准和形塑。

从概念上讲,我们可以把文明化进程的这些刺激源,描述成对自然的外部支配和内部支配,进而理解它们之间的差异性与相似之处。技术是外部支配的一种表现:借助技术构造(也就是机器),自然力和材料都被规训了,从而产生文化成果,也就是经济成就。而社会规范,则是一种设计以用于内部支配的构造:它们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构建个体,即个体与其社会语境融为一体,并且在其中建设性地进行展演。

技术构造对自然力产生影响,其方式与社会规范对个体产生影响一样。进一步说,外部支配的构造本身,以强化自我规训来展示进步,而个体则是通过把社会规范内化。让我们比较一下埃利亚斯所说的人类自我规训的过程,与弗朗茨·勒洛对机器的相应发展所作的描述。埃利亚斯说:“越来越多的人,其行为必须要加以协调,行动网络的组织,空前精确,空前严密,意在让个体行动能够在网络中发挥其社会功能。个体被迫要以高度分化的、高度符合规则的、稳定的方式来调整他们的行为。” [381]

勒洛认为,机械技术的进步,包含着对晃动(play)的逐渐消除。晃动指的是一部机器的各个要素相互之间的关系。机器越是原始,机器各部件之间就越不协调,晃动的程度就越大。而技术越是完善,个别零件相互之间的晃动就越小。1875年,勒洛这样写道:“我相信,再过几年时间,一种运转的时候完全没有晃动的齿轮,将占主导地位。” [382] 勒洛用近乎诗样的图景,描绘了机器与日俱增的强度会如何把自然的力量抓得更牢:“水轮已经完善了,水射流所残留的力量的自由晃动业已消失;斯特劳贝尔轮(Strauber wheel)(此前勒洛曾说,这种轮在技术上存在缺陷,水的驱动流冲过它的时候,仍然像是自然的瀑布)已经发展成了一种运行平稳、安静的涡轮,几乎不会造成小水粒的喷射或者扩散。……自然现象中的非凡自由,已经被机器转变成了秩序与规则,一种普通的外界力量是不可能将其瓦解的。” [383]

我们回到把文明化进程理解为一种防刺激盾的形成这一点上来。我们已经区分了由文化引起的刺激与由技术引起的刺激,并把这种区分与内部支配和外部支配之间的差异联系起来。接下来,我们还需要证明,埃利亚斯把精神生活文明化进程的推动者,也就是社会性的文化“刺激”描绘得非常重要,而为什么在我们看来应当给予技术刺激同样的关注?答案很简单,技术造成的刺激是对自然的外部支配所释放的信号,比起社会规范来,它们是生产力更为直接的体现。与所有的意识形态类型一样,后者是作为生产力的功能发展起来的,只是经过了一个复杂的过程。意识的文明化进程与技术的发展存在密切的联系,这种认识可能并不适用于人类历史的每一个阶段,但就工业革命这个被技术所渗透甚至吞没的时段而言,却是合适的。马克思评论说,生产不仅为主体提供了客体,也为客体提供了主体,可能也一并适用,这样才有可能描述“工业化的意识”到底是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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